Chen-Hui Jen, Composer

陳樹熙作品發表會暨座談會，另一位座談人是吳丁連。

共演了五首作品：包括一組鋼琴獨奏、一組歌曲、一首鋼琴小提琴二重奏、一首弦四及一首四重奏。當然，陳的路線不是以new music為訴求的，自然也不會用那樣的耳朵來期待它。

所有的曲目中我比較喜歡最後一首四重奏，主要在於配器上：給古琴、洞簫、鐵琴、跟管鐘。四件調律完全不同的樂器，即使仍是五聲音階為主的素材，當它們齊奏同一個音，所產生的泛音是無限迷人的。

我認為susi身為我當年在中山大學的管弦樂法老師，應該有考慮並且處理它們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，雖然音色的趣味不是他創作的最終訴求。之後的座談會我被 陳吳雙老聯合點名第一個發言，陳在中場休息時便已經對我說過：「我這路線跟你們這些avant-garde的是不一樣的，你們一定會覺得很無聊。……」之 類的話，有點訝異於這樣一個從學校畢業後竟與老師必須平起平坐的身份，雖然老師是前輩，但自己卻不可能永遠是等著挨罵的學生。

我祇針對議題所關注的創作與聆聽等延伸，以及配器長處等發表一些個人見解與提問。susi是個指揮，他的第一線自然是在於演出的實際層面，於是我將這樣的 「聽眾」及「聽」的問題稍微在作曲角度上提出某些考量。但在我的認知中，並沒有所謂avant-garde與保守派的絕對分野，新音樂也絕對不等於難聽、 小眾中的小眾。當然我自己則是有意識在寫活人音樂的，所以比較不會想去關注吸收票房的藝術創作，什麼樣的角色總須有人擔綱，音樂藝術也一樣。

susi的音樂總之對我而言並不是不屑一聽的。反而，身為一個音樂聆聽者，我喜歡從各種不同的作品中吸取關於聲音的養分。

會後我跟susi談話，問起他對我創作上的看法，因為他之前是音樂比賽的評審，也在那時有評到我的作品。猶記得當年我在課堂以及主修考試時，總是被他罵得 很慘：我被他「巴」過好幾次頭，我的同儕學弟妹們或則被他叫去切腹、或則被不知唸了什麼而哭……大二上的學期末，我因為重感冒兩個星期都在發高燒，沒有力 氣顧主修考試，那個學期也的確花比較多的精神在參與中文系的活動，還被他叫去語重心長地說：「我聽李子聲老師說你很聰明，但是這次考試我很失望，不過如此 爾爾，你的表現不應該祇有這樣。……」那句話點醒了我的墮落與自以為是。

這次他說我的創作技術很好，但是我的音樂沒有個性。

我最常被長輩批判的就是沒有文化根基，師長們所謂的個性所包含的是文化上的意義基礎，跟我個人的personality倒無關。對我而言，文化認同與文化 自信心始是個無解題，無論我對古典詩詞再怎麼熟悉熱愛。就像兩年前在周文中的研討會上，我提出了我很重視「色彩」，一個他始終沒提到的詞彙，在我的作品 中。（那時他提的主要是pattern的運用與易經、書法等千變萬化問題，在他的理念裡pattern是死的，而他所謂的pattern比較屬於塊狀、片 狀的東西，恰好我那時候的音樂非常缺乏線條。）

文化精神是一種需要長期內化的成分，但我想以我目前24歲的年齡還太年輕，還沒定型，也不希望自己的創作太早定型。

驀然回首，才發現自己的想法與所走的路，已經與大學時代迥異，再也不復尋得。祇是聽到susi在座談會中說「suppose」這個字，不禁懷念起西子灣的海風及渡船頭小吃，以及在中山四年的零零總總。

總以為趁年輕應該多吸收外界刺激、充實技術，性格與自我反正是永遠不會失去的部分，對於一個有靈性的作曲家而言，也毋須刻意去強調或堅持。

也許很多年前，我曾經認為創作的目的就是要表達些什麼，但如今已經不這麼想了。孤獨與憂傷於我是永恆存在的，卻也沒必要用音樂來說：作曲不就是作出自己的Utopia嗎？我覺得很難用言語文字去敘述這樣一種心境。

雖然台灣作曲家經常談到生命與創作之間的課題，換作是我，反而不會去關心Boulez的人生觀、抑是Stockhausen的生命歷程……儘管作曲家都是 人，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特質，以及其獨特的生命與追尋，但對音樂而言有時還是必須抽離，包括抽離情感、抽離對歷史的關懷、抽離一切……祇因為我相信「暫時地 漠視」不等於它們永不存在。

……是嗎??